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奖学金随着庚子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开始颁发，对象是中国留学生。
一、各国退款及使用
停付德、奥匈国庚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等协约国便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以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借此中国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一战"之后《凡尔赛和约》第128款又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对"一战"战败国德国赔款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赔款，对奥匈的赔款也终止。
俄国最后声明放弃赔款
俄国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赔款。十月革命发生时中国就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明确表示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终止。
美、英、法、比、意国退还庚款
美国的情况是退款，且执行较早。其中不得不提到做出巨大贡献的梁诚。1904年12月，清驻美公使梁诚就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展开激烈的争论。谈话间海约翰隐秘地表达出庚子赔款实属过多的意思，立刻被梁诚抓住。他果断地放弃了旧的谈判战略，不再与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他于1907年向美国当局提出核减赔款之事，他表示："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答应代向总统谋求此事。海约翰去世后，梁诚又争得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后梁诚又在美朝野人士中活动，当时有不少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赞成退款。梁诚回国后，退款交涉事宜由伍廷芳办理。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派遣学生来美为方式之一。该提案在美国会通过。1908年美国总统便签署法案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在美国舆论界赢得一片赞美之声。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其余的庚子赔款。美国的退款，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将退还庚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并希望以英式教育教导中国人，发展中英贸易，增进英国经济利益。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将退还庚款。中比、中意分别于1925年、1933年订立协定退还庚款。荷兰于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
至于日本的退款，则情况复杂，因日本始终坚持挪用庚子赔款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
美国退款主要用于兴办清华学堂
美国得庚子赔款3200多万两，折合为美元2400多万元。退还分两次，1908年退还赔款1160万美元，主要用于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学堂。时议定庚款用途为：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创设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赴美深造的预备学校；在华盛顿设立留美学生监督处，拟定派遣留美学生的具体办法。1924年第二次退还赔款1254.5万美元，并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构成的托管董事会管理此项基金，其中相当部分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学堂。
英国退款及其使用
1922年12月英国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并将其用以促进两国教育文化事业的交流。当时的工党政府决定以专门的委员会管理庚款，但随后工党下台而未成。1925年6月英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款案"，1930年9月两国正式换文。英国提出先拨付26.5万镑及20万镑分别赠与香港大学以教育中国学生、伦敦各大学中国委员会以增进两国文化交流，其余部分由中英庚款委员会处理。1931年4月由15人组成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英国退还庚款的总额为11186547英镑13先令，其利息支配渠道分为五类：图书馆、博物馆及保存文化古迹古物的事业，占25%；资助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等，占35%；选拔留英学生，占15%；奖励专著及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教科书等，占1%；建设中小学、农工职业学校、助产学校及促进农村教育等，占24%。其安排侧重于偏远及内地省份，以求进而逐渐推广至全国。抗战期间一部分庚款也用来资助教师和学生转移到后方及疏散故宫博物院的珍宝。
法国退款及其使用
1922年中法两国互换文书，决定将部分庚款充当改组中法实业银行及发展中法间教育事业的资金。法国退还对余款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为美元7555万余元。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至1947年止，法国庚款逐年归还垫借中法实业银行的款项，来为该行发行的五厘美金公元作担保。中法实业银行以此美金债权充当四项事业的费用：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的无利债券；发展中法间的教育及慈善事业；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的股本余款；归还中国政府所欠的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苏俄退款及其使用
因为庚子年俄国出兵满洲、花费最多，故所得赔款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俄国便表示庚款可以缓付5年并作为公债及教育债券的本息基金。十月革命后，中国停付庚款并将其作为7年长期公债的本息基金。1924年，中苏两国签订协定，苏俄将赔款全部退还，除了偿还债券剩余的完全用于教育。1924年11月中俄庚款委员会成立，中国委员先后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担任。后中苏断交，庚款便由财政部支配。
意大利退款及其使用
意大利庚子赔款总额及利息为217868647法郎。1917年12月1日后意大利采取与其他协约国一致的外交态度，允许缓付5年。一战后双方于1925年10月1日达成协定，规定自1926年1月起庚款在按月偿还华意银行垫款后，由海关总税务司按月将赔款交给中意庚款委员会，以用于两国的教育交流及慈善公益事业中。1928年4月27日，中意庚款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李石曾，教育补助分为一次补助、按年津贴和指拨存款等三种。
荷兰比利时退款及其使用
荷兰庚款总数为荷币3066005盾。1925年10月，荷兰表示愿意退还庚款，将余款全部用于治理黄河。后因北京政变未能最后达成协议。1930年6月，中国政府提议将荷兰庚款用于开辟东方、北方两大港口。1933年4月两国正式互换文书，决定将1926年1月1日起的庚款全部交还中国，大部分用于发展中国的水利事业，35%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后者从1926年1月起积存的庚款中拨出40万盾作为文化基金，并成立董事会负责管理。该基金每年所得利息的53%要交给中央研究院，由该院将13/53用作本院各项事业的补助，另外的40/53用作派遣学者及学生赴荷兰的经费。其余的47%的利息，按年赠予荷兰灵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以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比利时提出的退款方法与其它国家不同，规定在1925年9月5日中比第一次协定生效后，按月将所收赔款偿还华比银行所一次性付与比利时政府的法郎款项，直到1927年5月完全偿清后才于该年12月8日达成第二次协定。此协定规定将余款全部用来发行500万元美元债券，其中四分之一的125万元美元债券由中比庚款委员会直接支配。这笔被直接支配的款项中有60%用于发展中比教育事业(5/60用于中比学术交流，20/60用于留比学费，35/60用于中比间教育事业)，其余40%用于发展中比间卫生慈善事业。
中国未得到日本退还庚款
晚清派遣留日学生的规模一直为欧美各国望尘莫及，但由于日本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恶劣，故自美国退还庚款后，留美学生逐渐超过了留日学生，这一现象引发日本的关注。1918-1921年间，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等一批日本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了有关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的质询和建议。于是日本政府开始以怀柔方式对待中国留学生。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以发展对华文化事业：支持中国文化团体，但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向留日学生提供学费补贴，留日学生一概表示拒绝；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定这些补助中藏着日本文化侵略的祸心，绝不接受。1936年以后这笔钱则用于侵华战争，包括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等。因此实质上中国并未得到丝毫日本退还的庚款。
庚款兴办了不少高等院校，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
表面上看，各国未直接将钱归还给中国政府，但实质上却客观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政府无力发展教育，庚款这笔相对稳定的资金，保证中国教育持续发展。
庚款兴学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兴办了不少高等院校。美国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学堂(民国改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和包括燕京大学(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12所教会大学。英国的庚款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法国对庚款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外不多的余款资助了一些中法教育机关，如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比利时的庚款资助了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学校，并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等。
庚款兴学也大力推动了留学教育事业，还改变了留学潮流的风向。1908年美行庚款兴学和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之后，中国留美人数激增。自1909年至1925年仅通过清华学校赴美的学生就达到1031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庚款也支持了一部分学生留欧.如在1933～1939年及1945～1947年两个时间段中，一共资助了194人留英，自1929年至1934年的每个学年，都资助64名学生留学比利时。这使得欧美文化直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提高了中国留学教育的质量，留学美欧的学生大都学术水平高，回华后便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二、赔款与山西大学
其实，早在美国政府同意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之前，庚子赔款就已经用在中国高等教育。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八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 在山西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筹划，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1840年之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自清军入关以来闭锁的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生活、生产方式迅速传入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传播的媒介载体、西方在中国的代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其宗教理想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互结合，其身份变得极其特殊。19世纪末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山西也发生了杀死传教士和教民的山西教案。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李提摩太向英方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于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今天的山西大学还有李提摩太的雕像。
